作者：马鼎盛

 
1952年，作者（被抱起者）和父母及两个姐姐在一起

作者的父母亲——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、马师曾当年的结婚合影

　　下文摘自该书。

　　大概在我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，有人告诉我，你妈妈要结婚了。好像没听见一样，我的眼珠转都没转一下，该干吗就干吗去了。

　　晚上，却总也睡不着。是水喝多了吧？一趟一趟地起来撒尿。后来干脆坐起身来，在宿舍靠着冷冰冰的墙壁，用被子把自己裹得紧紧的。这一天终于来了吗？有个后娘还不够，非得添个后爹？

　　记得是去年的事，暑假回广州，到爸爸那儿去探望祖母。我已经长得比祖母高了，还是习惯往她怀里钻。记忆当中，祖母的怀里最暖和。吃饭时，父亲介绍，“这是王同志。”一贯对儿子严厉的父亲，这次十分体贴，“叫王同志。”不用叫什么阿姨之类，我还有什么好说的？

　　那年父亲刚60岁吧？那位王同志30出头，直到父亲去世，4年中我没有同她说过一句话。直觉的敌意，好像也没怎么冤枉她。王同志过门也就是一年吧，祖母去世了。原来是何婶在做管家婆，我二叔把她抛弃后，何婶在我家10多年了，照顾祖母无微不至。王同志要进门，再大的屋子容不下两个管家婆，何婶能不走吗？

　　祖母死得很突然，不过是夜里冻醒了——要是有何婶在，哪能不看天气预报，给老太太加盖丝棉被？——老太太披衣下床，去开柜子拿棉被，天寒地冻，一双小脚站立不稳，摔倒了，碰到哪儿了，就此爬不起来，在地上冻到天大亮。要是何婶还在，哪能这么大动静也听不到？她们的房间紧挨着的，父亲住二楼当然什么也不知道。祖母死得好冤。

　　跟着父亲住的哥哥，被妈妈接过来住，不用受后娘的白眼了。现在可好，又要有后爹进门了。这回我们哥儿俩往哪儿躲？宿舍门缝钻进一股风，吹得脖子一阵发凉。

　　不行，马上要写信表态！半夜三更的翻不出像样的信纸，草纸也凑合了。月色有乌云遮蔽，好在心里明白，两句话就写完了。现成的信封早贴上了航空邮票，外加航空邮签，准时半个月一封家信，破天荒没有向老娘汇报学习成绩。心算着飞机送信两三天到，两三天回，怎么10天不见回信？等足半个月，妈妈回信也是一张纸，循例问功课，问身体，根本没提我的草纸信。莫非是撞了对头？

　　事隔两年，我上了初二，妈妈到北京开会，住在民族饭店，才旧事重提：“是谁教你这么写的？”百分之百的心声，谁人教得出？信上写道：“妈妈请你不要结婚，你结了婚，我就像哥哥一样惨。”这张草纸，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抄家，准能保留到今天。

　　有位高级领导干部对我说：“你妈妈还年轻嘛！”那一年，她该是三十五六岁吧？来我家的客人，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头，下至20来岁的小伙子，我看着都可疑，一律不假以辞色。帮我补习功课，嘘寒问暖的，送礼物献殷勤的，没有不碰钉子的。好在我和妈妈见面的机会有限，彼此没有大麻烦。

　　小麻烦嘛，我也免不了。那年妈妈在北京疗养，住进颐和园，四合院里两室一厅的厢房，单元的大厅对着院子，五米见方的厅，两旁各一套客房。晚饭后做功课，我偏偏不在自己客房里做，要跑到大厅占张八仙桌。做完代数做生物，语文、历史的复习、预习颇费时间，转眼就是11点。和妈妈一起吃过宵夜，精神大振，熬到一两点不成问题。来访的客人，在妈妈那边套房的客厅，再也熬我不过。一书在手，甭管是《斯巴达克思》还是《上海的早晨》，有时看个通宵，一厚本长篇小说还真不够我看的。管你什么贵客，也没有谈天说地通宵达旦的道理。

　　我在北京读书，妈在广州工作，像这样给她站岗放哨的日子寥若晨星。我另一种本能的动作，是自我放逐。小学毕业考初中那年暑假，我留在北京等发榜。妈妈打长途电话来询问，我骑车到邮局接听，收音沙哑，勉强对话，妈说不如回广州读中学吧？我不假思索地拒绝了。

　　作为名人之后，委实不容易，被人介绍一句是某某的儿子，本来无可厚非，但是，她是一个女艺人，又是离了婚独身的，三姑六婆的闲言碎语谁听得过来？当儿子的有什么法子？躲在遥远的北京，耳根多少清静一些。直到文化大革命，大字报把人世间最丑陋的劣根性都抖落出来。我回到广州，天天看大字报，从省粤剧院，看到省委大院，专挑有关我妈的看，赤裸裸的人身攻击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也难怪，文艺界人士有多么丰富的想像力，有多么绘声绘色的感染力，不由读者不信，“牛鬼蛇神黑线女”的资产阶级灵魂多么肮脏。揭发人包括朝夕相见的同事、学生，甚至亲生女儿。我一份一份看过去，一天，两天，三天，脖子仰酸了，眼睛看痛了，脑子也看木了。顺便看看一些省、市委领导干部，文化战线的社会名流，好像一个比一个坏。既然有这么多妖魔鬼怪，文化大革命真是“完全必要的，非常及时的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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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(编辑：燕于)